自閉症與 ADHD 診斷增加，是基因變了嗎？丹麥 3.7 萬人研究的提醒

近年自閉症類群障礙（ASD）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的診斷愈來愈多，常被解讀成「孩子真的變多了」或「環境風險突然增加」。JAMA Psychiatry 這篇丹麥研究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診斷增加主要來自診斷門檻、辨識度與轉介方式改變，後來被診斷的人，平均遺傳風險會不會反而下降？

研究使用 iPSYCH2015 丹麥人口基礎 case-cohort 資料，分析 1994–2016 年首次被診斷的 17,071 名 ASD 個案與 20,111 名 ADHD 個案；資料分析於 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9 月完成。作者用多基因分數（polygenic score）估計 ADHD、ASD、憂鬱、雙相、思覺失調、成癮、教育年數、IQ、神經質與冒險傾向等遺傳風險，並按診斷年份比較。

主要結果很一致：診斷年份愈晚，平均疾病相關多基因分數愈低。ADHD 診斷時間每延後 10 年，ADHD 多基因分數平均下降 0.06 個標準差（95% CI -0.09 到 -0.03）；ASD 診斷時間每延後 10 年，ASD 多基因分數下降 0.07 個標準差（95% CI -0.10 到 -0.04）。其他精神疾病或認知行為特質也有類似方向，例如 ASD 個案中的雙相風險分數每 10 年下降 0.05 個標準差。

這不代表 ASD 或 ADHD「不是真的」，也不能用來判斷單一孩子的診斷是否成立。它比較像在說：當社會辨識度提高、服務可近性改變、診斷準則拓寬時，原本症狀較不典型或遺傳負荷較低的人也更可能被看見。限制包括研究族群主要來自丹麥、只涵蓋 1994–2016 年診斷、polygenic score 仍偏向歐洲血統資料，且無法直接測量所有環境與臨床評估因素。

對台灣的臨床意義是，面對 ASD/ADHD 盛行率上升，重點不該停在「是不是過度診斷」的二分法，而是把診斷品質、功能受損、家庭與學校支持、以及資源分配一起看。診斷增加可能代表更多人被接住，也提醒服務系統要避免把輕重需求混在同一套處置裡。

原始資料

論文：Changes in Genetic Contributions to ASD and ADHD by Year of Diagnosis。
期刊：JAMA Psychiatry，2026。PMID: 42268594。DOI: 10.1001/jamapsychiatry.2026.1450。PubMed: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226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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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依公開摘要數據重繪，非原文圖片。

憂鬱症住院治療時，藥物與心理照護之外，運動常被建議；但問題是：在急性、嚴重憂鬱的住院階段，加上運動是否真的能讓睡眠與認知一起改善？

這篇 2026 年發表於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的隨機對照試驗，納入 273 名首次發作、重度憂鬱的住院病人，分成三組：常規治療、常規治療加有氧運動、常規治療加伸展或阻力訓練；234 人完成 6 週追蹤。研究用 HAMD-24 看憂鬱症狀、PSQI 看睡眠品質，並用 MoCA、Trail-Making Test 與 Stroop 測驗評估認知功能。

結果方向相當一致：三組在 6 週後都有改善，但兩個運動組的 HAMD-24 與 PSQI 分數比常規治療組更低，代表憂鬱症狀與睡眠品質較佳；在部分執行功能測驗上，運動組也優於常規治療，其中有氧運動在幾個指標上看起來更突出。摘要未提供完整精確效應量，因此這篇不能被解讀成「哪一種運動一定最好」，但可支持一個臨床訊息：運動不是單純的健康口號，而可能是住院憂鬱照護中可結構化安排的輔助治療。

限制也要放在前面。這是單篇研究，完成者 234 人，追蹤只有 6 週；摘要提到仍需要以基線校正分析確認部分結果。住院重度憂鬱患者的體力、失眠、自殺風險與共病差異很大，運動處方必須由醫療團隊評估安全性與可行性，不宜直接套用成一般建議。

對臨床與家屬來說，這篇研究的價值在於提醒：憂鬱治療不只看情緒分數，也要一起看睡眠、注意力與執行功能。若病情允許，把有監督、漸進式的有氧或阻力活動納入住院日程，可能讓復原更接近日常生活能力。

論文連結：PubMed PMID: 41710102
DOI：10.3389/fpsyt.2026.165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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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依 PubMed 公開摘要可確認的研究設計與結果方向重繪，非原文圖片；因摘要未列完整組間數值，圖中百分比僅作相對方向視覺化，不代表原文效應量。

纖維肌痛常讓人長期疼痛、疲憊、睡不好，也常合併焦慮與憂鬱。低劑量納曲酮（low-dose naltrexone, LDN）因為便宜、看似安全，近年在慢性疼痛社群很受注意；但最新一篇《Korean Journal of Pain》重新檢查既有隨機試驗後，提醒我們：它的止痛證據可能沒有先前統合分析看起來那麼強。

這篇文章不是新收案試驗，而是針對 4 個 LDN 治療纖維肌痛的隨機對照試驗重新抽取資料與再分析。作者指出，先前統合分析在「至少 30% 疼痛改善」的資料抽取上，可能把 30% 與 50% 反應者重複相加；以 2024 年 99 名女性的丹麥試驗為例，正確數字應是 LDN 組 20/49、安慰劑組 13/50，而不是較高的反應率。

重新計算後，LDN 達到至少 30% 疼痛改善的勝算仍高於安慰劑，但效果估計下降：合併 OR 2.47（95% CI 1.10–5.54），低於先前報告的 OR 3.32。更重要的是，若看連續疼痛分數變化，使用較合適的標準化平均差與交叉試驗處理方式後，整體沒有顯著差異；12 週治療的敏感度分析為 SMD -0.25（95% CI -0.59 到 0.09），3 週治療也不顯著且異質性很高。

臨床上，這不是說 LDN 一定無效，而是目前證據仍偏小、試驗設計不一致，且「有人反應」不等於「可作為已確立療法」。對病人而言，若正在使用或考慮 LDN，重點應是與醫師討論期待目標、療效評估時間、其他疼痛與睡眠/情緒治療是否同步進行；不要因為藥物低劑量、價格低，就把它視為沒有不確定性的答案。

限制也要說清楚：這篇是 Letter 與重新分析，沒有新病人資料；納入試驗數少、樣本小，且劑量、療程與量表不同。下一步需要更大型、預先註冊、以臨床可感受結果為主的試驗，才能回答哪些纖維肌痛患者可能真的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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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資料

• 主論文：Low-dose naltrexone for fibromyalgia: a re-analysis suggests lower efficacy than previously reported
• DOI：10.3344/kjp.25275
• PMID：41469218
• 期刊全文：Korean Journal of Pain

氣候變遷談到心理健康時，常會想到災後創傷、焦慮或熱浪壓力。但這篇 JAMA Psychiatry 的 umbrella review 問得更實際：哪些「氣候相關」或「接觸自然」的介入，真的和心理健康改善有關？

研究團隊搜尋 PubMed、PsycINFO、Web of Science 與 Cochrane，納入到 2024 年 11 月 17 日為止的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最後整理 28 篇回顧，涵蓋 344 項原始研究、91 組介入與心理健康結果的關聯；結果包含精神疾病、精神症狀與正向心理健康。這不是單一臨床試驗，而是把既有統合分析再做分層與可信度評估。

主要訊息很清楚：直接針對「氣候衝擊」所設計的心理健康介入，目前證據仍少；較有訊號的是自然本位介入。中等可信度證據顯示，接觸自然或自然活動與較低的緊張（SMD -0.87）、疲勞（-0.80）、混亂感（-0.65）、負向情緒（-0.51）有關，也與較高的正向情緒（0.98）、活力（0.83）與幸福感（0.40）有關。不過 91 組關聯中只有 10 組（11%）達中等可信度，其餘多為低或很低。

臨床意義是：自然接觸可以是心理健康促進的一部分，但不應被包裝成可取代治療的萬靈丹。對台灣來說，這提醒門診衛教、學校與社區方案可以把可近性、安全性與綠地品質納入設計；同時，真正面對熱浪、颱風、災後重建的心理支持，仍需要更直接、可評估的研究。限制包括原始研究異質性高、許多結果可信度不足，且「自然」的形式、時間長短與可近性在不同城市與族群差異很大。

論文連結： PubMed PMID: 41779404
DOI： 10.1001/jamapsychiatry.2026.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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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依論文摘要公開數據重繪，非原文圖片：中等可信度自然本位介入與心理健康結果的標準化平均差（SMD）。

孩子的焦慮常被看成「長大就好」，但英國這項 The Lancet Psychiatry 研究問的是：如果在小學先用很短的問卷找出高焦慮孩子，再把家長導向有電話支持的親子 CBT，12 個月後會不會比較好？

iCATSi2i 是務實型、平行組、叢集隨機試驗，在英格蘭 84 所小學／初級學校進行。參與班級共 5335 名 8–9 歲兒童中，1459 名家長完成篩檢，409 名孩子篩檢陽性；學校以 1:1 分派為「篩檢回饋＋介入＋平常校內支持」或「評估＋平常校內支持」。介入組陽性孩子的家長可使用線上與電話支持的家長主導 CBT（OSI），班級也有一堂認識害怕與擔心的課。

主要結果是 12 個月時，原本篩檢陽性的孩子是否轉為焦慮篩檢陰性。介入組 145 人中 89 人（61%）轉陰，對照組 163 人中 62 人（38%）轉陰；調整後勝算比 2.32（95% CI 1.41–3.81，p=0.0009）。研究未通報與試驗程序或介入相關的嚴重不良事件。

這篇的臨床意義不是「學校可以取代醫療」，而是提醒：兒童焦慮的入口可以更早、更低門檻，並把家長納入治療。對台灣來說，若要借鏡，關鍵會是篩檢後有沒有足夠轉介、家長支持與個資／標籤化保護。限制包括：只有 27% 家長完成篩檢、樣本以英國且多數白人兒童為主，結果能否推到不同文化與資源較少學校仍需驗證；而且結果主要依賴家長回報的二題篩檢，不等同正式診斷。

論文連結： PubMed PMID: 41969016
DOI： 10.1016/S2215-0366(26)00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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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依論文摘要公開數據重繪，非原文圖片：12 個月時，原本焦慮篩檢陽性的兒童轉為篩檢陰性的比例。

自殺防治常會做「安全計畫」：把警訊、可做的自我安撫、能聯絡的人、危機時可去的地方與專業資源寫下來。問題是，高風險個案在真正痛苦時，是否用得上、撐得過？這篇 JAMA Network Open 隨機臨床試驗測試一個更密集的做法：把安全計畫放進團體課程，搭配情緒調節、痛苦耐受與人際技巧訓練。

研究納入美國 4 個退伍軍人醫療系統、207 位高自殺風險退伍軍人，平均 46.1 歲，86% 為男性。受試者在精神科住院出院後，或由門診高風險照護團隊轉介，隨機分配到 Project Life Force（PLF）加常規治療 101 人，或常規治療 106 人。PLF 是手冊化的 10–12 次團體介入，每次 75–90 分鐘，最多另有 4 次 booster；兩組都接受一般門診精神醫療與個別安全計畫。

主要結果是 12 個月內第一次出現自殺行為的時間，包含中止、被阻止或實際自殺企圖，以及自殺死亡。結果顯示，PLF 並沒有顯著延後「任何自殺行為」的時間；這是重要的負面結果，不能解讀成全面有效。不過，若只看實際自殺企圖，PLF 組 1 年內風險較低，HR 0.49（95% CI 0.26–0.92，P=0.03）。也就是說，介入可能沒有消除危機念頭或所有危機行為，但可能讓部分人更不容易走到實際企圖。

次要結果也呈現務實但不誇大的訊號。PLF 在治療後與第 6 個月改善「自殺相關因應能力」：治療後估計差 4.06、Cohen d 0.21（P=0.04）；第 6 個月估計差 5.36、d 0.27（P=0.007）。效果量不大，但方向符合介入設計：不是只叫人「想開一點」，而是反覆練習危機時要做什麼、找誰、如何把安全計畫放在拿得到的位置。

限制也很清楚：樣本只有 207 人，且多為男性退伍軍人，能否套用到台灣一般門診、青少年、女性或非軍人族群仍未知；12 個月追蹤中，次要量表只有約 60%–64% 受試者有資料；研究也無法拆出哪個元素最有效。臨床意義是，自殺安全計畫不應只是一張紙。對反覆危機、高衝動性、出院後或家庭支持薄弱的個案，安全計畫若能結合團體練習、情緒技能與後續追蹤，可能比單次衛教更接近真實危機中的需求。

原始資料

• Primary paper: Goodman M, et al. JAMA Network Open. 2026. Group-Based Suicide Safety Planning and Skills Training for Veterans With High Suicide Risk: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 DOI: 10.1001/jamanetworkopen.2026.15029
• PMID: 42213437
• ClinicalTrials.gov: NCT0365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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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診常用的 AUDIT-C 只有 3 題：喝酒頻率、一次喝多少、多久會喝到較大量。它常被用來快速篩檢「喝酒是否可能造成健康風險」。但同一個分數，放在 30 歲男性、75 歲女性、85 歲長者身上，意思可能不一樣。這篇新研究提醒，酒精風險不是只有「喝很多」才需要注意，年齡與性別會改變同一分數背後的脆弱度。

2026 年刊於 Addiction 的芬蘭研究，把 2011–2017 年 5 個一般人口調查，連結到全國醫療、死亡與處方登錄，追蹤到 2023 年底；共有 103,567 位 20 歲以上成人，累積 879,964 人年追蹤，觀察到 1,444 件酒精可歸因事件。這些事件包含與酒精相關的就醫、死亡或處方用藥紀錄，因此比較接近「後來真的出現可登錄的健康傷害」，而不只是當下自填的飲酒量。

結果顯示，AUDIT-C 分數愈高，後續登錄到酒精相關傷害的風險幾乎呈指數上升；而且女性上升更陡。每增加 1 分，女性風險比 HR 1.61（95% CI 1.55–1.67），男性 HR 1.45（95% CI 1.40–1.49），性別交互作用 P<0.001。若以 1 分作參考，女性從 2 分、男性從 3 分起，風險就已達統計顯著。換句話說，有些人看起來分數不高，但未來出現酒精相關事件的機率已經開始拉開。

研究者估出的最佳切點也因此不同：女性 20–64 歲為 5 分、65–79 歲為 3 分、80 歲以上為 2 分；男性 20–64 歲為 6 分、65–79 歲為 5 分、80 歲以上為 3 分。這和許多臨床場景中使用單一門檻的做法不同。尤其 65 歲以上不是同一群人：65–79 歲與 80 歲以上的身體儲備、用藥、跌倒風險與慢性病負擔可能差很多。

這篇研究的強項是樣本大、追蹤久，且使用全國登錄捕捉就醫、死亡與用藥事件；限制是觀察性研究無法證明因果，飲酒量來自問卷，事件只包含登錄得到的酒精可歸因傷害，可能漏掉家庭、人際、工作與未就醫的後果。芬蘭飲酒文化與台灣也不完全相同，切點不能直接照搬。它更像是一個訊號：篩檢分數要放回個人脈絡解讀。

臨床上的意義不是把 AUDIT-C 變成診斷工具，而是提醒我們：看到「低到中等」分數時，不一定都能放心。對高齡者、女性、共病多，或正在使用鎮靜安眠藥、止痛藥、抗焦慮藥的人，短短 3 題篩檢後，仍值得再問跌倒、睡眠、情緒、肝功能、藥物交互作用與家人擔心的細節。公共衛生上，未來若要設計飲酒衛教與早期介入，也可能需要分年齡、分性別，而不是只用一條線。

原始資料

• Primary paper: Mäkelä P, et al. Addiction. 2026 May 25. Predictive validity of Alcohol Use Disorder Identification Test – Consumption (AUDIT-C) for register-based alcohol-attributable events among general-population men and women of different ages.
• DOI: 10.1111/add.70473
• PMID: 4218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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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內障、青光眼、糖尿病視網膜病變、乾眼症，通常被當成「眼科問題」。但視力變差後，生活半徑縮小、跌倒與失能風險上升，也可能讓情緒、焦慮甚至精神病症狀更容易被牽動。這篇研究想問的是：常見年齡相關眼疾，是否和之後的心理健康診斷有關？

《Ophthalmic Epidemiology》這篇回溯性世代研究使用 Global TriNetX 真實世界資料庫，納入 40 歲以上患者，分別建立白內障 121,060 人、青光眼 122,663 人、年齡相關黃斑部病變 39,915 人、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43,495 人、乾眼症 148,221 人等 5 個世代，並用傾向分數 1:1 配對沒有該眼疾的對照組。追蹤中位數約 1,263 到 2,191 天，主要看 ICD-10 診斷的情緒、焦慮與精神病性疾患。

結果顯示，多數眼疾和後續心理健康診斷有小幅但穩定的關聯。白內障、青光眼、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與乾眼症，和情緒疾患風險增加有關，HR 約 1.05–1.10；焦慮疾患 HR 約 1.04–1.12；精神病性疾患 HR 約 1.18–1.36。若眼疾同時伴隨視覺障礙，關聯更明顯：情緒疾患 HR 1.22–1.57，焦慮疾患 HR 1.16–1.32，精神病性疾患 HR 1.54–2.15。

這不是說眼疾會「直接造成」精神疾病。限制包括：資料來自診斷碼，無法完整掌握視力嚴重度、社交孤立、用藥、就醫可近性與殘餘混淆；精神病性疾患的絕對風險也未必高。研究設計只能說明關聯，不能證明因果。

臨床意義在於整合照護。對高齡、慢性病或已有精神症狀的患者，眼科追蹤不只是看清楚，也可能是維持功能與心理健康的一環。若視力突然變差後出現退縮、失眠、焦慮、疑心或幻覺相關困擾，家屬與醫療團隊應同時處理視覺、睡眠、身體病與精神症狀，而不是只把它歸因於「老化」。

論文連結：PubMed PMID: 42159203
DOI：10.1080/09286586.2026.267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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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患者常同時面對疼痛、疲倦、身體功能下降，也更容易出現憂鬱或焦慮。薑黃素（curcumin）因為抗發炎、抗氧化與可能影響腸腦軸，常被包裝成「天然好物」；但臨床上真正重要的是：在人類試驗裡，它到底有沒有穩定幫助？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這篇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搜尋 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EBSCO、OVID 到 2024 年 10 月，並登錄於 PROSPERO。研究納入 15 個隨機對照試驗、共 1,123 位成人，對象是糖尿病、肥胖、偏頭痛、關節炎、冠心症、腸躁症、發炎性腸病、代謝症候群等慢性病族群中，伴隨憂鬱或焦慮症狀者。

結果顯示，薑黃素補充與憂鬱症狀下降有統計相關：標準化平均差 SMD -0.65，95% 信賴區間 -1.16 到 -0.13，P=0.01。不過異質性很高，I²=93%，代表不同研究之間差異很大。焦慮症狀也有小幅改善，SMD -0.22，95% 信賴區間 -0.40 到 -0.05，P=0.01，I²=0%。作者也整理動物與機轉研究，包含發炎路徑、氧化壓力、BDNF、GABA 受體與腸道菌等可能方向。

這篇的重點不是把薑黃素當成抗憂鬱藥替代品。限制包括樣本數仍小、慢性病種類混雜、劑量與配方差異大，且可能有發表偏差；高異質性使憂鬱症狀的效果量需要保守解讀。對正在服用抗凝血藥、準備手術、懷孕或有肝膽疾病的人，也不適合自行高劑量補充。

臨床意義比較像「輔助照護線索」：慢性病與情緒症狀常互相拖累，若未來有更大型、配方一致、追蹤較久的試驗，薑黃素或許可成為生活型態、心理治療與標準藥物之外的低門檻選項。但目前最安全的說法仍是：有初步訊號，不能取代診斷與正式治療。

論文連結：PubMed PMID: 40918536
DOI：10.3389/fphar.2025.163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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