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llyPan's Blog

失眠、憂鬱症、焦慮症、失智症、身心科|台北市萬芳醫學中心精神科專科醫師潘建志

潘醫師門診網路掛號

  • 邊緣型人格障礙心理治療示意圖

    邊緣型人格障礙的兩種主流心理治療,真的有一個明顯比較強嗎?JAMA Psychiatry 最新 BOOTS 多中心隨機臨床試驗追蹤 204 位邊緣型人格障礙成人門診個案 3 年,結果很直接:辯證行為治療與基模治療在降低症狀嚴重度上沒有顯著差異;36 個月時 BPDSI-5 分數的估計平均差只有 -1.09 分,效果量 Cohen d 只有 0.15,95% 信賴區間 -0.17 到 0.47,P = 0.27。換句話說,重點可能不只是「選哪一派」,而是台灣臨床現場能不能讓有需要的人,穩定接受足量、結構化、可持續的心理治療。

    這篇研究在問什麼?

    這篇論文研究的是邊緣型人格障礙(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的治療選擇。BPD 常見困擾包括情緒起伏很大、人際關係劇烈拉扯、害怕被拋下、衝動行為、自傷或反覆自殺意念。對患者與家屬來說,最辛苦的地方常不是「不知道要努力」,而是努力了很久仍反覆失控、反覆受傷。

    臨床上,辯證行為治療(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與基模治療(schema therapy, ST)都是 BPD 的實證心理治療。DBT 較強調情緒調節、痛苦耐受、人際效能與正念技巧;ST 則較強調早期形成的深層「基模」與不同心理模式,透過治療關係與技巧練習來修復長期困住人的反應模式。

    問題是:兩者都被認為有效,但真正把兩種治療放在同一個試驗裡、長期追蹤、正面比較的資料其實不多。BOOTS 試驗就是要補上這個精神醫學前緣缺口:當兩種治療都被完整執行時,哪一種對 BPD 門診個案更有效?

    研究怎麼做?

    BOOTS(Borderline Optimal Treatment Selection)是一項在荷蘭 9 個門診中心進行的多中心、優越性隨機臨床試驗。研究期間從 2019 年 1 月到 2025 年 4 月,納入 18 到 65 歲、診斷為 BPD 的成人門診個案。

    • 樣本數:204 位參與者;172 位女性,占 84.3%;平均年齡 32.21 歲。
    • 分組:95 位接受 DBT,109 位接受 ST。
    • 治療形式:兩組都接受 2 年治療,形式為團體治療合併個別治療。
    • 主要評估:追蹤到基準點後 3 年,也就是治療結束後 1 年,使用 DSM-5 版本的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Severity Index 第五版(BPDSI-5,邊緣型人格障礙嚴重度指標)評估 BPD 嚴重度變化。
    • 次要結果:BPD 診斷準則數、整體症狀嚴重度、功能、生活品質、幸福感、睡眠問題與治療中斷率。

    研究者也讓評估者不知道個案被分到哪一種治療,盡量降低評估偏差。

    精譯摘要:主要結果是「兩者都進步,但沒有分出勝負」

    以意向治療分析來看,DBT 與 ST 在降低 BPD 嚴重度上沒有顯著差異。兩組的症狀都呈現大幅改善,但組間差距很小。

    • 主要結果:DBT 與 ST 降低 BPD 嚴重度的差異不顯著,P = 0.27,相關效果量 r = 0.09。
    • 36 個月追蹤:BPDSI-5 估計平均差為 -1.09 分;Cohen d = 0.15;95% 信賴區間 -0.17 到 0.47。
    • 次要結果:包括 DSM-5 BPD 準則、整體症狀、功能、生活品質、幸福感、睡眠問題,都沒有看到兩組之間的顯著差異。
    • 治療中斷:DBT 組第 1 年中斷率 34%、第 2 年 52%;ST 組第 1 年 29%、第 2 年 46%,兩組差異也不顯著。

    研究作者的結論是:這項多中心隨機臨床試驗沒有發現 DBT 與 ST 在 BPD 門診治療效果上有顯著差異,兩種治療都帶來明顯改善;未來更需要研究的是「哪些人比較適合哪一種治療,以及為什麼」。

    放回台灣門診現場:這不只是派別之爭

    台灣讀者看到 DBT 或 ST,容易以為這是「國外很完整、台灣很難做到」的治療。現實上,台灣精神科門診、身心科門診、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與諮商心理師服務,確實常受限於健保給付、候診時間、治療師訓練、個案負擔與交通時間。完整 DBT 或 ST 通常不是一次 10 分鐘門診可以完成的,它需要結構化課程、個別治療、技巧練習、危機處理計畫與長期關係。

    這篇研究對台灣的提醒是:如果兩種完整治療都可能有效,臨床決策就不該只停在「哪一派比較神」。更實際的問題包括:

    • 個案目前最急迫的是自傷風險、情緒失控、人際衝突,還是長期創傷與人格模式?
    • 所在縣市是否有受訓足夠、可持續提供 DBT 或 ST 的治療者?
    • 個案能否承擔兩年左右、團體加個別治療的時間與費用?
    • 精神科醫師、心理師、家屬與學校/職場支持能否形成一致的治療框架?

    對患者與家屬來說,這篇研究也提供一個比較安定的訊息:若目前正在接受的是有結構、有督導、有持續追蹤的 DBT 或 ST,不必因為聽到另一種治療名稱就急著全盤否定現有方向。真正重要的是治療是否足量、是否可持續、是否能處理危機,並且是否能把技巧帶回日常生活。

    限制:不能解讀成「兩種治療完全一樣」

    這項研究沒有證明 DBT 與 ST 完全等效;它是一項優越性試驗,主要結論是沒有找到其中一種明顯優於另一種。樣本來自荷蘭門診中心,治療資源、文化脈絡、保險制度與台灣不同。研究參與者以女性為多數,結果也不一定能完全外推到所有性別、不同年齡層、合併嚴重物質使用或高急性自殺風險的族群。

    另外,兩年治療的中斷率不低,DBT 與 ST 到第 2 年都有接近一半個案中斷。這在臨床上很重要:對 BPD 治療而言,療法本身之外,如何降低中斷、如何在危機時留住治療關係,可能和治療派別一樣關鍵。

    臨床意義:治療選擇要從「哪一派」走向「誰適合什麼」

    BOOTS 試驗讓 BPD 心理治療研究往前走了一步。它沒有給出「DBT 贏」或「ST 贏」的簡單答案,反而把下一個問題推到更精準的位置:哪些臨床特徵、人格特質、創傷史、情緒調節困難、人際模式或治療可近性,能幫助我們更早判斷個案適合 DBT、ST,或需要其他組合式治療?

    在台灣,這也意味著精神醫療不只需要藥物與短門診,更需要可近、可負擔、品質穩定的心理治療網絡。對 BPD 患者而言,能長期被理解、被結構化地訓練、在危機中不被放棄,本身就是治療的一部分。

    論文中的關鍵圖表

    圖:依 PubMed 摘要公開數據重繪 BOOTS 試驗關鍵結果,非原文圖片;來源:JAMA Psychiatry,DOI: 10.1001/jamapsychiatry.2026.0418。
    圖:依 PubMed 摘要公開數據重繪 BOOTS 試驗關鍵結果,非原文圖片;來源:JAMA Psychiatry,DOI: 10.1001/jamapsychiatry.2026.0418。

    原始資料

    Fediverse reactions
  • 一項《The Lancet Psychiatry》2026 年大型隨機試驗顯示:對重度憂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患者來說,磁性痙攣治療(magnetic seizure therapy, MST)的緩解率為 22.5%,右側單側超短脈衝電痙攣治療(right unilateral ultra-brie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RUL-UB ECT)為 27.8%;但在「自傳式記憶惡化」這個最讓病人擔心的副作用上,MST 是 2.7%,ECT 是 17.3%。這不是說 MST 已經取代 ECT,而是告訴我們:未來重度、難治型憂鬱症的腦刺激治療,可能會多一個比較不傷記憶的選項。

    先說結論:這篇研究在補哪個臨床缺口?

    在台灣臨床上,電痙攣治療(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ECT,民眾常俗稱「電療」)仍是重度憂鬱症、精神病性憂鬱症、嚴重自殺風險、緊張症等狀況的重要治療工具。現代 ECT 會在麻醉與肌肉放鬆下進行,並不是影視作品裡那種粗暴畫面。

    可是,很多病人和家屬一聽到 ECT,第一個擔心仍然是:會不會傷記憶?會不會變笨? 這個擔心不是空穴來風,ECT 的確可能造成治療後短暫混亂,以及不同程度的記憶影響。因此,精神醫學一直在找一個問題的答案:能不能保留「誘發治療性痙攣」的抗憂鬱效果,同時降低對記憶的影響?

    MST 就是為了這個缺口而發展的技術。它不是一般門診常聽到的重複經顱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MST 是用強磁刺激誘發治療性痙攣;概念上接近 ECT,但希望磁場刺激能更集中,避開與記憶較相關的腦區,減少認知副作用。

    這篇研究怎麼做?

    這篇 CREST-MST 試驗的完整題名是:Confirmatory efficacy and safety trial of magnetic seizure therapy versus right unilateral ultra-brie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in depression。研究發表於 The Lancet Psychiatry,是一項在加拿大與美國三個學術醫學中心進行的多中心、隨機、雙盲、平行組、非劣性試驗。

    • 研究對象:18 歲以上、診斷為重度憂鬱症的成人。
    • 收案時間:2018 年 6 月 26 日到 2024 年 3 月 1 日。
    • 收案與分派:共 292 人進入研究流程,其中 239 人完成隨機分派,3 人在治療前退出。
    • 比較治療:MST 對照右側單側超短脈衝 ECT(RUL-UB ECT)。
    • 治療次數:治療直到緩解、退出,或最多 21 次。
    • 主要共同結果:憂鬱緩解,以及自傳式記憶測驗(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est, AMT)惡化。

    這裡的「非劣性試驗」意思是:研究者不是要證明 MST 一定比 ECT 更有效,而是要看 MST 的療效是否沒有差到臨床上不能接受。這篇研究把憂鬱緩解率的非劣性界線設定為 15 個百分點。

    精譯摘要:療效接近,但記憶副作用差很多

    研究結果顯示,RUL-UB ECT 組的憂鬱緩解率是 27.8%,MST 組是 22.5%。兩組差距為 5.3 個百分點,方向上有利於 ECT,但仍落在預先設定的非劣性範圍內,因此研究判定 MST 在憂鬱緩解上不劣於 RUL-UB ECT。

    真正讓人注意的是認知安全性。發生自傳式記憶惡化的比例,ECT 組是 17.3%,MST 組只有 2.7%,差距明顯,統計上也達顯著(p=0.0003)。另外,因非嚴重不良事件退出治療者,ECT 組有 12 人,MST 組有 3 人。

    研究者的解讀是:MST 對重度憂鬱症的緩解效果不劣於 RUL-UB ECT,而且有更好的認知安全性。整體風險與效益來看,MST 未來可能成為重度憂鬱症「痙攣治療」中的第一線選項之一,尤其是那些因為害怕記憶副作用而拒絕 ECT 的病人。

    台灣讀者可以怎麼理解?

    如果把這篇研究翻成台灣門診會聽懂的語言,它不是在說:「以後不要做 ECT。」比較接近的說法是:

    對於重度、難治型憂鬱症,ECT 仍是重要且有效的治療;但如果未來 MST 能通過更多法規、設備、訓練與本地臨床驗證,病人可能有機會得到一種療效接近、記憶副作用較少的痙攣治療選項。

    目前在台灣,一般民眾比較常聽到的是 ECT 與 rTMS。rTMS 是不需要麻醉、通常不誘發痙攣的門診式磁刺激治療;MST 則是另一類更接近 ECT 的治療,需要專業設備、麻醉與嚴格監測。三者不能混為一談,也不能自行要求替換。

    這篇研究的限制

    第一,研究原本預期收案更多人,但最後在達到目標樣本數前就停止收案;這會影響估計的精準度。第二,研究地點在加拿大與美國三個學術中心,受試者以白人為多,能否完全套用到台灣族群與健保臨床環境,仍需要本地資料。第三,MST 在多數地方仍不是一般臨床可近用的常規治療,設備、訓練、法規與給付都還是現實門檻。

    也因此,這篇研究比較適合被視為「腦刺激治療往前推進的一步」,而不是明天門診就能全面替換 ECT 的新聞。

    臨床意義:不要污名化 ECT,也不要過度神化 MST

    這篇研究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把「療效」和「病人在乎的副作用」放在一起比較。重度憂鬱症到了需要 ECT 的程度,常常已經不是單純心情不好,而可能牽涉到自殺風險、拒食、精神病性症狀、嚴重功能退化或藥物反應不佳。

    在這些情境下,ECT 仍然是救命工具之一,不應被污名化。但同時,病人對記憶副作用的擔心也應被認真看待。MST 的價值,正是在這兩者之間提供一個新的研究方向:能不能一邊保留強效治療,一邊讓病人付出的認知代價更低?

    對台灣的精神科臨床而言,這篇研究也提醒我們:未來的難治型憂鬱症治療不會只有「藥物 vs 心理治療」兩種想像。神經調控、麻醉下治療、快速抗憂鬱策略,以及更重視病人生活品質的副作用評估,會越來越重要。

    論文中的關鍵圖表

    圖:CREST-MST 試驗的兩個關鍵數字;依公開摘要數據重繪,非原文圖片。資料來源:Blumberger DM et al., The Lancet Psychiatry 2026; DOI: 10.1016/S2215-0366(26)00060-X。
    圖:CREST-MST 試驗的兩個關鍵數字;依公開摘要數據重繪,非原文圖片。資料來源:Blumberger DM et al., The Lancet Psychiatry 2026; DOI: 10.1016/S2215-0366(26)00060-X。

    原始資料

    • Blumberger DM, et al. Confirmatory efficacy and safety trial of magnetic seizure therapy versus right unilateral ultra-brief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in depression (CREST-MST):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non-inferiority trial in Canada and the USA. The Lancet Psychiatry. 2026;13(5):376-386.
    • PubMed: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1997695/
    • DOI:10.1016/S2215-0366(26)00060-X
    • ClinicalTrials.gov:NCT03191058
    Fediverse reactions
  • 思覺失調症治療中的代謝健康與血糖體重監測示意圖

    思覺失調症患者常被精神症狀困住,也常被體重、血糖與心血管風險拖住。JAMA Psychiatry 2025 年 HISTORI 隨機臨床試驗納入 154 位正在使用第二代抗精神病藥、同時有糖尿病前期與過重或肥胖的思覺失調症成人;每週一次 semaglutide 治療 30 週後,HbA1c 比安慰劑多下降 0.46%,體重多下降 9.21 公斤,81% 達到 HbA1c 低於 5.7%,而安慰劑組是 19%,且精神症狀量表沒有顯著惡化。這篇研究的重點不是「精神科病人也來打減重針」,而是:嚴重精神疾病的身體健康,應該被放進治療核心。

    為什麼這篇研究重要?

    思覺失調症不是只有幻聽、妄想、情緒與功能退化。臨床上,患者壽命縮短很大一部分來自心血管疾病、肥胖與第二型糖尿病。第二代抗精神病藥(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SGA)能穩定精神症狀,但部分藥物也可能增加食慾、體重、血脂與血糖問題。

    在台灣門診裡,家屬常問的是:「藥吃了比較穩,但胖好多怎麼辦?」「血糖開始紅字,是不是只能換藥?」「不換藥又怕糖尿病,換藥又怕復發。」這是精神科非常真實的兩難。HISTORI 試驗就是針對這個缺口:如果患者精神症狀需要維持抗精神病藥,能不能同時積極處理代謝風險?

    原文 abstract 精譯摘要

    重要性:思覺失調症患者因心血管疾病與肥胖相關第二型糖尿病,平均壽命較短;第二代抗精神病藥會進一步加重這些風險。既有介入效果有限。

    研究目的:評估每週一次的 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GLP-1 受體促效劑,類升糖素胜肽-1 受體促效劑)semaglutide,對正在使用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的思覺失調症成人是否能改善血糖與體重。納入對象為 18 到 60 歲、HbA1c 5.7% 到 6.4% 的糖尿病前期,且 body mass index(BMI,身體質量指數)至少 27 的過重或肥胖患者。

    研究設計與場域:這是一項安慰劑對照、雙盲、多中心隨機臨床試驗,2022 年 1 月到 2024 年 5 月在丹麥兩個區域的社區精神健康服務中進行,追蹤 30 週。資料分析於 2024 年 5 月到 2025 年 1 月完成。

    介入:受試者隨機分派接受每週一次皮下注射 semaglutide 或安慰劑,療程 30 週;semaglutide 在 8 週內逐步調整到每週 1.0 mg。

    主要結果:主要結果是 HbA1c 變化。次要結果包括體重、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6(PANSS-6,正性與負性症狀量表 6 題版,用來評估思覺失調症狀)、以及 36-item Short Form Survey version 2(SF-36v2,生活品質量表)的身體與心理生活品質。

    結果:共 154 位患者以 1:1 隨機分派到 semaglutide 或安慰劑,女性 87 位,占 56.5%,平均年齡 38.3 歲。141 位完成試驗,占 91.5%;semaglutide 組 77 位中 74 位完成,安慰劑組 77 位中 67 位完成。Semaglutide 使 HbA1c 相較安慰劑下降 0.46 個百分點,95% 信賴區間 -0.56 到 -0.36;體重相較安慰劑下降 9.21 公斤,95% 信賴區間 -11.68 到 -6.75。HbA1c 低於 5.7% 的比例為 81% 對 19%。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增加 10.81 mg/dL,三酸甘油脂下降 29.20 mg/dL。SF-36v2 身體生活品質改善 3.75 分,但心理生活品質與 PANSS-6 精神症狀分數沒有顯著差異。腸胃道症狀在 semaglutide 組較常見;有少數 semaglutide 組患者住院較多,但嚴重不良事件數量兩組沒有差異。

    結論:在這項多中心、雙盲隨機臨床試驗中,最高每週 1.0 mg、持續 30 週的 semaglutide,可安全降低 HbA1c 與體重,改善身體生活品質,而且沒有使精神健康惡化。

    台灣讀者看到 semaglutide,要先對照哪些名字?

    Semaglutide 在台灣不是陌生藥名,只是多數人不是用學名記得它,而是用商品名記得。常見討論包括 Ozempic(胰妥讚注射劑)、Rybelsus(瑞倍適錠)與 Wegovy(週纖達)。它們同屬 GLP-1 受體促效劑相關藥物,但劑型、核准適應症、劑量、給付與使用方式並不相同。

    這篇研究使用的是每週一次皮下注射 semaglutide,最高每週 1.0 mg。放回台灣語境,讀者要特別注意:這不是在鼓勵患者自行把「糖尿病針」或「減重針」拿來處理抗精神病藥造成的體重問題。思覺失調症患者常同時使用多種藥物,有些人本來就有便秘、活動量低、抽菸、血脂血糖異常或腸胃蠕動變慢,任何 GLP-1 類藥物都需要由醫師評估、追蹤與調整。

    台灣常見 semaglutide 商品名與安全提醒對照圖
    圖:台灣讀者看到 semaglutide 時,可對照 Ozempic(胰妥讚注射劑)、Rybelsus(瑞倍適錠)、Wegovy(週纖達)等名稱。資料來源:光田綜合醫院公開藥品資料、CDE/TFDA semaglutide 許可證公開資訊。實際供應、核准適應症與給付可能變動;不同商品與劑型不可自行替換、改劑量或停藥,請以藥袋、藥盒與醫師藥師說明為準。

    研究怎麼做:不是一般減重門診,而是精神科高風險族群

    HISTORI 試驗的族群很精準:正在使用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的思覺失調症患者,而且已經有糖尿病前期與過重或肥胖。糖尿病前期用 HbA1c 5.7% 到 6.4% 定義;BMI 至少 27。這與台灣門診常見的「吃藥後體重增加、抽血開始接近糖尿病」很接近。

    研究採雙盲、安慰劑對照,代表患者與研究人員都不知道分到的是 semaglutide 還是安慰劑。這可以減少期待效應,也讓體重與血糖結果更可信。追蹤時間 30 週,不算很長,但已足以觀察血糖、體重、血脂與初步安全性。

    結果怎麼看:血糖、體重、血脂都有方向一致的改善

    最直接的數字是 HbA1c。Semaglutide 相較安慰劑多下降 0.46 個百分點,這對糖尿病前期族群不是小變化。更容易懂的數字是:30 週後 HbA1c 低於 5.7% 的比例,semaglutide 組是 81%,安慰劑組是 19%。也就是說,多數接受 semaglutide 的患者從糖尿病前期範圍回到比較安全的血糖區間。

    體重方面,semaglutide 相較安慰劑多下降 9.21 公斤。對正在服用抗精神病藥的患者,這個數字有臨床意義,因為體重下降常連動腰圍、血壓、脂肪肝、睡眠呼吸中止與自我形象。研究也看到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增加 10.81 mg/dL,三酸甘油脂下降 29.20 mg/dL,方向上支持整體代謝改善。

    精神症狀方面,PANSS-6 沒有顯著惡化,心理生活品質也沒有顯著差異。這點很重要,因為精神科醫師最擔心的不是體重有沒有降,而是降體重的介入會不會打亂精神狀態、增加住院或影響服藥穩定。這項試驗至少提供初步安心訊號:在研究條件下,代謝改善沒有換來精神症狀惡化。

    臨床上最需要小心的是什麼?

    Semaglutide 組腸胃道症狀較常見,包括噁心、腹痛、便秘或相關不適。台灣精神科門診尤其要注意便秘。部分抗精神病藥本身就可能讓腸胃蠕動變慢,若再合併 GLP-1 類藥物延緩胃排空,患者需要被主動詢問排便、腹脹、噁心與食慾變化。

    這篇研究補上精神醫學哪個缺口?

    精神醫學長期有一個不舒服的現實:我們很重視幻聽妄想有沒有改善,卻常讓體重、血糖、血脂變成「之後再處理」。但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早死風險,很大一部分就來自身體病。HISTORI 試驗的價值,是把代謝治療放回精神科治療的一部分,而不是等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形成後才補救。

    它也提醒台灣臨床,精神科、家醫科、新陳代謝科、護理師、營養師與藥師需要更緊密合作。對某些穩定但代謝風險升高的患者,除了飲食、運動、換藥或加上 metformin,GLP-1 類藥物未來可能成為選項之一。但這應該是醫療團隊共同決策,不是單純把網路上流行的減重藥搬進精神科。

    研究限制

    第一,追蹤只有 30 週,還不能回答長期是否能降低糖尿病、心肌梗塞、中風或死亡。第二,研究在丹麥社區精神健康服務進行,醫療系統、用藥可近性與台灣不同。第三,樣本數 154 位,對罕見不良事件的偵測能力有限。第四,研究使用最高每週 1.0 mg 的 semaglutide,不能直接外推到其他劑量、其他 GLP-1 類藥物或所有體重管理情境。

    第五,這項研究由 Novo Nordisk 提供試驗藥物與安慰劑,部分作者也有相關利益揭露。這不代表結果不能採信,但解讀時仍要把資金與利益揭露放進背景。

    臨床意義:精神穩定與身體健康不能分開

    對思覺失調症患者來說,精神穩定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終點。若患者因為體重、血糖與心血管風險而提早生病、失能或死亡,精神症狀控制再好也不夠。這篇試驗給出一個方向:在有糖尿病前期與肥胖風險的患者身上,積極處理代謝問題可以有明顯效果,而且在 30 週內沒有看到精神症狀惡化。

    對台灣患者與家屬,最實用的做法是把抽血與身體指標納入精神科回診:體重、腰圍、血壓、HbA1c、空腹血糖、血脂、肝功能與腎功能都應該有追蹤。若體重或血糖快速惡化,不要自行停抗精神病藥,也不要自行購買或施打 semaglutide;應該和精神科醫師討論是否調整抗精神病藥、是否轉介新陳代謝科、是否需要藥物或生活介入。

    真正的個人化精神醫療,不只是問「幻聽少了嗎」,也要問「血糖、體重、心臟與生活品質有沒有一起變好」。

    論文中的關鍵圖表

    下圖依 PubMed 與期刊摘要公開數據重繪關鍵結果,並明確標示非原文圖片。

    HISTORI 試驗 semaglutide 對 HbA1c 體重與生活品質的關鍵結果圖
    圖:依 PubMed/JAMA Psychiatry 摘要公開數據重繪 HISTORI 試驗主要結果,包括 HbA1c、體重、HbA1c 低於 5.7% 比例、血脂與生活品質結果;來源 DOI:10.1001/jamapsychiatry.2025.2332。此圖為公開數據重繪,非原文圖片。

    原始資料

    Fediverse reactions
  • ADHD 刺激劑治療與精神狀態監測示意圖

    ADHD 使用刺激劑治療時,精神病或躁鬱症風險常被家長與患者問起。JAMA Psychiatry 2025 年這篇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納入 16 項研究、391,043 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估計使用刺激劑後出現精神病性症狀約 2.76%、精神病性疾患約 2.29%、躁鬱症約 3.72%;其中安非他命類相較於 methylphenidate,精神病發生的勝算較高,勝算比 1.57。重點不是把藥物妖魔化,而是把罕見但重要的風險納入選藥、告知與追蹤。

    這篇論文在問什麼?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兒童、青少年與成人都可能持續受影響的神經發展疾患。臨床上,methylphenidate 與安非他命類刺激劑是常見且有效的治療選項,可以改善注意力、衝動控制與日常功能。

    但刺激劑會增加多巴胺與正腎上腺素傳遞,因此一直有一個臨床問題:少數患者在用藥後,會不會出現精神病性症狀、精神病性疾患,或躁鬱症?過去研究結果分散,有些是大型登錄資料,有些是臨床試驗或觀察研究,風險大小與藥物差異並不容易用單一研究回答。

    這篇由 Salazar de Pablo 等人發表於 JAMA Psychiatry 的論文,題名為〈Occurrence of Psychosis and Bipolar Disorder in Individuals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Treated With Stimula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就是想把現有證據整理成比較可用的臨床數字。

    原文 abstract 精譯摘要

    重要性:ADHD 患者在接受刺激劑治療後,可能出現精神病或躁鬱症;但這種情況到底有多常見,仍不清楚。

    研究目的:以統合分析量化 ADHD 患者暴露於刺激劑後,精神病或躁鬱症的發生比例,並評估可能影響風險的調節因子。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搜尋 PubMed、Web of Science、Ovid/PsycINFO 與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Reviews,從資料庫建立到 2024 年 10 月 1 日,不限語言。

    研究選擇:納入任何研究設計,只要研究對象是依 DSM 或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國際疾病分類)定義的 ADHD 族群、接受刺激劑治療,且有評估精神病或躁鬱症結果。

    資料擷取與分析:作者遵循 PRISMA(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報告規範)與 MOOSE(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觀察性研究統合分析報告規範)指引,事先登錄研究計畫,並用 Newcastle-Ottawa scale 與 Cochrane risk of bias 2 工具評估研究品質。統計上使用隨機效應統合分析、次族群分析與統合迴歸。

    主要結果:16 項研究、391,043 位個案符合納入條件;平均年齡 12.6 歲,研究平均年齡範圍 8.5 到 31.1 歲;男性 288,199 位,占 73.7%。在 ADHD 且被處方刺激劑的族群中,2.76% 出現精神病性症狀,2.29% 出現精神病性疾患,3.72% 出現躁鬱症。研究間異質性很高,I² 超過 95%。安非他命類相較於 methylphenidate,精神病發生風險較高,勝算比(odds ratio, OR)為 1.57,95% 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1.15 到 2.16。北美研究、追蹤較久的研究,精神病性症狀盛行率較高;女性比例較高、樣本較小、刺激劑劑量較高,也與較高精神病發生有關。

    結論:這篇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發現,ADHD 患者使用刺激劑後,精神病性症狀、精神病性疾患或躁鬱症的發生並非可以忽略;安非他命類相較於 methylphenidate 相關發生較高。不過,納入研究不能證明因果關係,仍需要更多隨機臨床試驗與更好的比較研究。臨床上,醫師在討論刺激劑治療時,應告知患者這類風險,並在治療過程中系統性監測。

    研究怎麼做:16 項研究、近 40 萬名 ADHD 患者

    這是一篇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作者納入的不是單一藥廠試驗,而是不同設計的研究,只要符合三個條件:第一,研究對象是 ADHD;第二,有使用刺激劑;第三,有精神病、精神病性症狀或躁鬱症結果。

    最後共有 16 項研究符合條件,總樣本數 391,043 人。平均年齡約 12.6 歲,顯示證據主要仍偏向兒童與青少年,但研究範圍也包含到成人。男性占 73.7%,也符合 ADHD 臨床與研究中男性比例較高的常見現象。

    主要結果分成三類:精神病性症狀、精神病性疾患與躁鬱症。精神病性症狀可以包括幻聽、被害想法、明顯偏離現實的想法等;精神病性疾患則是更符合診斷層級的狀態;躁鬱症(bipolar disorder, BD)則包含躁期、輕躁期與憂鬱期的情緒疾患。這三類結果不能完全混在一起看,但都屬於臨床上需要及早辨識的高風險訊號。

    主要數字:比例不高,但不能當作不存在

    在 ADHD 且使用刺激劑的族群中,統合分析估計:

    • 精神病性症狀:2.76%,95% CI 0.73 到 9.88。
    • 精神病性疾患:2.29%,95% CI 1.52 到 3.40。
    • 躁鬱症:3.72%,95% CI 0.77 到 16.05。

    這些數字要小心解讀。它們不是說每 100 位 ADHD 患者吃藥就一定有 2 到 4 位「被藥物造成」精神病或躁鬱症,因為研究設計無法證明因果。ADHD 本身也可能與其他精神疾患共病,部分患者原本就有精神病或躁鬱症的脆弱性,只是在治療期間被發現。

    但這些數字也不能被輕描淡寫。對大多數患者來說,刺激劑仍是有效且有價值的治療;對少數患者來說,精神病性症狀或躁期一旦出現,會影響安全、家庭、學校、工作與治療信任。臨床上需要的不是恐慌,而是事前告知、合理選藥與清楚追蹤。

    安非他命類與 methylphenidate:風險輪廓可能不同

    這篇研究最實用的數字之一,是安非他命類與 methylphenidate 的比較。統合分析中,安非他命類相較於 methylphenidate,精神病發生的勝算比較高,OR 1.57,95% CI 1.15 到 2.16。換句話說,在納入研究的資料裡,安非他命類與較高精神病發生有關。

    methylphenidate 在台灣臨床較常見,例如長效或短效 methylphenidate 製劑;安非他命類製劑在不同國家的核准與使用狀況不同,台灣可近性也與美國不完全相同。這篇論文對台灣讀者的意義,是提醒我們:即使同樣叫「刺激劑」,藥物之間仍可能有不同風險輪廓。若患者或家族有精神病、躁鬱症、明顯幻聽妄想史、躁期史,選藥與監測就應該更保守。

    台灣常見 methylphenidate 商品名對照圖
    圖:台灣讀者看到 methylphenidate 時,可對照常見商品名如利他能、專思達、利長能、助專、思有得與安保美喜錠等;資料來源:奇美醫療體系藥物衛教單張與台灣公開藥品資訊。實際品項與外觀仍以藥袋、藥盒與醫師藥師說明為準。

    放回台灣語境,methylphenidate 不是只有一個商品名。藥袋上可能寫利他能、專思達、利長能、助專、思有得,或其他學名藥/非原廠品項。短效、長效錠與持續性藥效膠囊的服法不同,不能自行替換、剝半、咀嚼、磨粉或等量換算;若家長或患者不確定手上的藥是哪一種,最安全的方法是拿藥袋或健保快易通用藥紀錄給醫師藥師確認。

    哪些人需要更注意?

    作者的次族群分析與統合迴歸顯示,精神病性症狀在北美研究與追蹤較久的研究中較高;較高女性比例、較小樣本、較高刺激劑劑量,也與較高精神病發生有關。這些結果不一定代表「女性更容易」或「某地區一定更危險」,因為研究設計、診斷方式、追蹤密度與醫療文化都可能影響偵測率。

    臨床上比較可操作的做法,是在開立刺激劑前先確認幾件事:是否曾有幻聽、妄想、被害感、明顯思考混亂;是否曾有躁期或輕躁期,例如睡很少仍精力旺盛、話變多、衝動消費、性衝動增加、冒險行為增加;一等親家族是否有思覺失調症、躁鬱症或不明原因住院;是否同時使用物質、安眠鎮靜藥或其他可能影響精神狀態的藥物。

    治療後也要把追蹤說清楚。若開始用藥或加量後出現明顯失眠惡化、異常興奮、易怒升高、覺得有人要害自己、聽到不存在的聲音、講話跳躍或行為失控,應盡快回診或聯絡醫療團隊,而不是自行硬撐或自行加減藥。

    研究限制:這不是因果定論

    這篇論文最大的限制,作者自己也講得很清楚:納入研究不能建立因果關係。也就是說,它能告訴我們「使用刺激劑的 ADHD 族群中,精神病或躁鬱症發生並非罕見到可以忽略」,但不能直接證明「刺激劑造成了所有這些事件」。

    第二,研究間異質性非常高,I² 超過 95%。這代表各研究之間差異很大,可能來自年齡、診斷標準、藥物種類、劑量、追蹤時間、精神病與躁鬱症定義、資料庫品質與臨床偵測方式不同。因此,統合比例應當視為風險地圖,不是單一精準預測公式。

    第三,研究主要描述被處方刺激劑後的發生比例,缺乏足夠隨機對照與「暴露前後同一個人」的 mirror-image 設計。未來若能比較同一位患者在用藥前後、不同藥物切換前後的風險,才會更接近臨床因果推論。

    這篇研究補上精神醫學哪個前沿缺口?

    ADHD 治療過去常把焦點放在症狀改善、學業功能、工作表現與常見副作用,例如食慾下降、睡眠變差、心跳血壓變化。精神病與躁鬱症風險雖然一直被提醒,但臨床上常缺少可向患者說明的具體數字。

    這篇研究的價值,是把「有可能」變成比較具體的風險溝通:精神病性症狀約 2.76%、精神病性疾患約 2.29%、躁鬱症約 3.72%,安非他命類相較 methylphenidate 的精神病發生 OR 1.57。這讓醫師能更精準地進行 informed consent,也讓患者知道哪些症狀需要及早回報。

    臨床意義:不是不用藥,而是更會用藥

    對多數 ADHD 患者而言,刺激劑治療仍然是有充分證據支持的有效治療。沒有治療的 ADHD 也可能帶來學習受挫、工作困難、衝動事故、物質使用風險與情緒共病。把罕見但重要的風險講清楚,不等於否定治療,而是讓治療更安全。

    臨床上可以把這篇研究轉化成三個動作:第一,治療前篩檢精神病、躁期與家族史;第二,選藥時考慮個人風險,必要時優先使用風險輪廓較適合的選項;第三,開始治療與加量後,主動追蹤睡眠、情緒高昂、被害感、幻聽、妄想與行為失控。

    對患者與家屬來說,最重要的是不要自行停藥或自行加量。如果用藥後出現明顯精神狀態改變,應盡快回診;如果藥物效果好但擔心風險,也可以和醫師討論劑量、追蹤頻率、共病評估與替代方案。好的 ADHD 治療,不只是讓注意力變好,也要把整個人的精神狀態一起照顧好。

    論文中的關鍵圖表

    ADHD 刺激劑治療後精神病與躁鬱症發生比例重點圖表
    圖:依 Salazar de Pablo 等人在 JAMA Psychiatry 2025 論文摘要公開數據重繪,顯示 ADHD 患者使用刺激劑後精神病性症狀、精神病性疾患與躁鬱症的統合估計,以及安非他命類相較 methylphenidate(哌醋甲酯)的精神病發生勝算比;來源 DOI:10.1001/jamapsychiatry.2025.2311。此圖為重繪重點數據,非原文圖片。

    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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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難治型憂鬱症增強治療的醫學示意圖

    難治型憂鬱症下一步要加鋰鹽,還是加 quetiapine?《The Lancet Psychiatry》這項英國 12 個月隨機試驗直接比較兩個第一線增強治療選項:212 位已對至少兩次足量抗憂鬱治療反應不佳的成人,被隨機分派到「加用 quetiapine」或「加用 lithium」策略。結果 quetiapine 組在 12 個月內的整體憂鬱症狀負擔較低,組間差異曲線下面積為 -68.36(95% 信賴區間 -129.95 至 -6.76,p=0.0296),且成本效益也較佳;但停藥時間沒有顯著差異,嚴重不良事件仍需小心監測。

    摘要精譯

    鋰鹽(lithium)與 quetiapine 都是難治型憂鬱症(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TRD)的第一線增強治療選項;但過去很少有研究直接比較兩者,而且沒有研究追蹤超過 8 週。這篇研究想回答一個很臨床的問題:對 TRD 病人來說,若要在原本抗憂鬱藥上加藥,quetiapine 是否比 lithium 在 12 個月內更具臨床效果與成本效益?

    研究團隊在英格蘭 6 個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信託機構進行務實、開放標籤、平行組、隨機、優越性試驗。納入條件是 18 歲以上成人、目前符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5)重鬱症發作,篩檢時 17 題漢密爾頓憂鬱量表(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17)分數 ≥14,且已對兩次以上治療劑量抗憂鬱藥反應不足。排除條件包括雙相情緒障礙或目前有精神病症狀。

    參與者以 1:1 隨機分派到「決定處方 lithium」或「決定處方 quetiapine」,並依研究地點、憂鬱嚴重度與治療阻抗程度分層。隨機分派後,依標準照護完成處方前安全檢查,再開始試驗用藥。共同主要結果包括:12 個月內每週以快速憂鬱症狀自評量表(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QIDS)測量的憂鬱症狀嚴重度,以及任何原因停用治療的時間。主要分析採意向治療分析,也納入成本效益分析。

    2016 年 12 月 5 日至 2021 年 7 月 26 日,共 212 人被隨機分派:quetiapine 組 107 人、lithium 組 105 人;男性 97 人(46%)、女性 115 人(54%),平均年齡 42.4 歲。結果顯示,quetiapine 組的整體憂鬱症狀負擔顯著低於 lithium 組,組間差異曲線下面積為 -68.36(95% 信賴區間 -129.95 至 -6.76,p=0.0296)。兩組在「到任何原因停藥的時間」上沒有顯著差異。成本效益分析則顯示 quetiapine 較具成本效益。研究期間共有 18 位參與者發生 32 件嚴重不良事件,其中 1 件被判定可能與試驗藥物相關,發生在 lithium 組女性參與者;最常見嚴重不良事件為過量服用,quetiapine 組 3 人(3%,7 件事件)、lithium 組 3 人(3%,5 件事件)。

    作者結論是:在 TRD 的長期管理中,quetiapine 作為第一線增強治療選項,降低憂鬱症狀的臨床效果優於 lithium,且可能更具成本效益。

    這篇研究怎麼做?

    這不是短期藥效試驗,而是一個貼近臨床現場的 12 個月務實試驗。研究對象是已經對至少兩次抗憂鬱藥反應不足的重鬱症成人,排除雙相情緒障礙與目前精神病症狀,以避免把不同疾病狀態混在一起。介入不是「固定劑量硬塞到底」,而是把病人隨機分派到兩種臨床決策:在現有抗憂鬱治療上加 lithium,或加 quetiapine;之後仍依一般照護流程做安全檢查、處方與追蹤。這種設計的優點,是結果更接近日常門診會遇到的真實決策。

    研究結果

    • 共 212 位 TRD 成人被隨機分派:quetiapine 組 107 人、lithium 組 105 人。
    • 平均年齡 42.4 歲,男性 46%、女性 54%;188 人(89%)為白人。
    • quetiapine 組在 12 個月內的整體憂鬱症狀負擔較低:組間差異曲線下面積 -68.36,95% 信賴區間 -129.95 至 -6.76,p=0.0296。
    • 兩組「到任何原因停用治療的時間」沒有顯著差異,表示症狀優勢沒有轉化成明顯更久留在治療上的差別。
    • 成本效益分析顯示,quetiapine 比 lithium 更具成本效益。
    • 嚴重不良事件共 32 件、發生於 18 位參與者;其中 1 件可能與試驗藥物相關,發生在 lithium 組。
    • 最常見嚴重不良事件是過量服用:quetiapine 組 3 人(3%,7 件事件),lithium 組 3 人(3%,5 件事件)。

    臨床上怎麼讀?

    對難治型憂鬱症來說,「加藥」常常是臨床下一步:加 lithium 有長期精神藥理學傳統,也有自殺風險降低的歷史資料;加 quetiapine 則在憂鬱增強治療中常被使用,但也需要注意嗜睡、代謝副作用與體重問題。這篇試驗的價值,是把兩個一線選項放在同一張臨床桌上比較,而且追蹤到 12 個月。

    如果只看主要症狀負擔,quetiapine 在這項研究中勝出;如果看停藥時間,兩者沒有顯著差異;如果看安全性,兩者都不是「零風險」選項,尤其 TRD 病人本來就常伴隨自殺風險、藥物耐受性問題與多重共病。因此,這篇論文比較像是提供一個方向:當臨床正在 lithium 與 quetiapine 之間做第一線增強治療選擇時,quetiapine 可能在長期症狀負擔與成本效益上佔優,但仍要依個別病人的腎功能、甲狀腺、代謝風險、嗜睡需求、過量風險、既往反應與偏好來決定。

    這篇論文補上的精神醫學前沿缺口,是「TRD 增強治療不只要看 6–8 週急性反應,而要看 12 個月真實世界決策的症狀負擔、停藥與成本」。對慢性反覆發作的憂鬱症而言,這種長期、務實、頭對頭比較,比單純安慰劑對照更能協助門診決策。

    縮寫說明

    • TRD=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難治型憂鬱症;通常指對足量、足療程抗憂鬱治療反應不足的憂鬱症。
    • DSM-5=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
    • HAMD-17=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17 題漢密爾頓憂鬱量表,是臨床研究常用的憂鬱嚴重度評估工具。
    • QIDS=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快速憂鬱症狀量表;本研究每週用來追蹤憂鬱症狀嚴重度。
    • 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國國民保健署。
    • CI=confidence interval,信賴區間,用來描述統計估計的不確定範圍。

    限制與保留點

    研究採開放標籤設計,醫師與病人知道治療分派,可能影響主觀症狀評分與停藥決策。樣本數 212 人,對少見不良事件與特定次族群差異的判斷能力有限。研究地點都在英格蘭 NHS 系統,藥物成本、追蹤方式與處方習慣未必能完全外推到其他醫療環境。研究排除了雙相情緒障礙與目前精神病症狀,因此不能把結果直接套用到雙相憂鬱、精神病性憂鬱或診斷尚未釐清的個案。最後,quetiapine 的症狀負擔優勢並不等於每位病人都應優先使用;代謝風險、嗜睡、職業需求、過量安全性與病人偏好仍是臨床決策核心。

    原始資料

    • 論文:Clinical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lithium versus quetiapine augmentation for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a pragmatic, open-label, parallel-group, randomised controlled superiority trial in the UK.
    • 期刊:The Lancet Psychiatry
    • 發表日期:2025-03-19(期刊卷期:2025 年 4 月)
    • PubMed: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113355/
    • DOI:10.1016/S2215-0366(25)00028-8
    英文摘要原文

    Background: Lithium and quetiapine are first-line augmentation options for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compared them directly, and none for longer than 8 weeks. We aimed to assess whether quetiapine augmentation therapy is more clinically effective and cost-effective than lithium for patie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over 12 months.

    Methods: We did this pragmatic, open-label, parallel-group, randomised controlled superiority trial at six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trusts in England. Eligible participants were adults (aged ≥18 years) with a current episode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eeting DSM-5 criteria, with a score of 14 or higher on the 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at screening who had responded inadequately to two or more therapeutic antidepressant trials. Exclusion criteria included having a diagnosis of bipolar disorder or current psychosis.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1:1) to the decision to prescribe lithium or quetiapine, stratified by site, depression severity, and treatment resistance, using block randomisation with randomly varying block sizes. After randomisation, pre-prescribing safety checks were undertaken as per standard care before proceeding to trial medication initiation. The coprimary outcomes were depressive symptom severity over 12 months, measured weekly using the Quick Inventory o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and time to all-cause treatment discontinuation. Economic analyses compared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treatments from both an NHS and personal social services perspective, and a societal perspective. Primary analyses were done in the intention-to-treat population, which included all randomly assigned participants. People with lived experience were involved in the trial. The trial is completed and register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registry, ISRCTN16387615.

    Findings: Between Dec 5, 2016, and July 26, 2021, 212 participants (97 [46%] male gender and 115 [54%] female gender)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decision to prescribe quetiapine (n=107) or lithium (n=105). The mean age of participants was 42.4 years (SD 14.0 years) and 188 (89%) of 212 participants were White, seven (3%) were of mixed ethnicity, nine (4%) participants were Asian, four (2%) were Black, three (1%) were of Other ethnicity, and ethnicity was not recorded for one (1%) participant. Participants in the quetiapine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overall burden of depressive symptom severity than participants in the lithium group (area under the between-group differences curve -68.36 [95% CI -129.95 to -6.76; p=0.0296). Time to discontinuation did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Quetiapine was more cost-effective than lithium. 32 serious adverse events were recorded in 18 participants, one of which was deemed possibly related to the trial medication in a female participant in the lithium group. The most common serious adverse event was overdose, occurring in three (3%) of 107 participants in the quetiapine group (seven events) and three (3%) of 105 participants in the lithium group (five events).

    Interpretation: Results of the trial suggest that quetiapine is more clinically effective than lithium as a first-line augmentation option for reducing symptoms of depression in the long-term management of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and is probably more cost-effective than lithium.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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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傷性腦損傷、基因風險與精神健康的醫學示意圖

    頭部外傷之後,憂鬱、精神病或自殺風險變高,常被解讀成「腦傷造成了後續精神疾病」。但《JAMA Psychiatry》這篇丹麥基因世代研究提醒我們:事情可能沒有那麼單線。研究納入 40,274 名已定基因型的丹麥人口樣本,其中 3,341 人(8.3%)在追蹤期間曾因創傷性腦損傷就醫;結果發現,精神分裂症、雙相情緒障礙、憂鬱症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多基因風險分數越高,日後出現創傷性腦損傷的機率也越高,危險比約增加 4% 到 12%。

    摘要精譯

    創傷性腦損傷(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很常見,從兒童到成人都可能發生。過去觀察性研究一再顯示,TBI 之後,許多精神疾病與自殺的風險會上升;但這種關聯是否代表 TBI 本身造成精神疾病,仍不容易判斷,因為「精神疾病的遺傳易感性」可能同時影響一個人發生 TBI 與罹患精神疾病的機率。

    這篇研究的目的,是檢驗 TBI 與精神疾病或自殺之間的觀察性關聯,是否可能受到精神疾病遺傳傾向的混淆。研究使用丹麥 Lundbeck Foundation Initiative for Integrative Psychiatric Research(iPSYCH)的一般人口子樣本,對象是 1981 至 2008 年出生、已完成基因型資料的丹麥代表性人口。研究團隊計算精神分裂症、雙相情緒障礙、憂鬱症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的多基因風險分數(polygenic risk score, PRS),並用醫院診斷定義 TBI,再以 Cox 比例風險迴歸估計危險比(hazard rate ratio, HRR)。

    最後納入 40,274 人,其中女性 19,802 人(49.2%);追蹤期間 3,341 人(8.3%)曾發生 TBI。四種精神疾病 PRS 都與 TBI 呈現顯著正相關:精神分裂症 PRS 的 HRR 為 1.06(95% 信賴區間 1.02–1.10,P=.002);雙相情緒障礙 PRS 的 HRR 為 1.04(95% 信賴區間 1.00–1.08,P=.04);憂鬱症 PRS 的 HRR 為 1.10(95% 信賴區間 1.06–1.14,P<.001);ADHD PRS 的 HRR 為 1.12(95% 信賴區間 1.08–1.16,P<.001)。作者結論是:精神疾病遺傳易感性可能解釋 TBI 與後續精神疾病或自殺關聯的一部分,因此未來研究若要估計 TBI 對精神健康的因果影響,應納入遺傳易感性,避免高估 TBI 的直接因果效應。

    這篇研究怎麼做?

    這是一篇大型人口基因世代研究,研究期間為 2023 年 10 月至 2025 年 1 月。資料來自丹麥 iPSYCH 研究中可代表一般人口、且已完成基因型分析的子樣本。研究沒有施加藥物或心理治療介入,而是把「精神疾病的遺傳傾向」當成暴露變項:分別計算精神分裂症、雙相情緒障礙、憂鬱症與 ADHD 的 PRS;主要結果則是醫院診斷紀錄中的 TBI。研究問題很直接:若一個人先天帶有較高精神疾病遺傳負荷,是否也比較容易發生 TBI?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過去看到的「TBI 後精神疾病或自殺增加」就可能有一部分來自共同背景風險,而不完全是 TBI 本身造成。

    研究結果

    • 研究共納入 40,274 人,女性 19,802 人(49.2%)。
    • 追蹤期間 3,341 人(8.3%)有 TBI 醫院診斷;其中女性 1,464 人(43.8%),男性 1,877 人(56.2%)。
    • 精神分裂症 PRS 與 TBI 風險增加相關:HRR 1.06,95% 信賴區間 1.02–1.10,P=.002。
    • 雙相情緒障礙 PRS 與 TBI 風險增加相關:HRR 1.04,95% 信賴區間 1.00–1.08,P=.04。
    • 憂鬱症 PRS 與 TBI 風險增加相關:HRR 1.10,95% 信賴區間 1.06–1.14,P<.001。
    • ADHD PRS 與 TBI 風險增加相關:HRR 1.12,95% 信賴區間 1.08–1.16,P<.001,是四者中數值最高者。

    為什麼這篇有臨床意義?

    臨床上遇到 TBI 後出現憂鬱、衝動、精神病性症狀或自殺風險升高的病人時,我們當然不能忽略腦傷的影響;但這篇研究提醒,評估不能只停在「受傷前後」的時間順序。病人原本的精神疾病脆弱性、家族史、ADHD 特質、衝動性、物質使用、生活風險暴露,都可能同時增加 TBI 與後續精神症狀的機率。這並不是說 TBI 不重要,而是說在做預後判斷、風險溝通與研究設計時,要把「共同原因」納入視野。

    這篇論文補上的前沿缺口,是把精神醫學常見的因果推論問題拉回基因層次:TBI 與精神疾病之間的關係,不一定是單一路徑的「外傷 → 精神疾病」,也可能是「遺傳與行為脆弱性 → 較高受傷風險,同時也較高精神疾病風險」。對精神科與神經精神科而言,這會影響我們如何設計追蹤、如何分層病人風險,以及如何避免把所有後續症狀都簡化歸因於一次頭部外傷。

    縮寫說明

    • TBI=traumatic brain injury,創傷性腦損傷,也就是外力造成的頭部或腦部損傷。
    • PRS=polygenic risk score,多基因風險分數;用許多基因變異加總,估計一個人對某疾病的遺傳易感性。
    • ADHD=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 HRR=hazard rate ratio,危險比;大於 1 代表某暴露組在追蹤期間發生結果的速率較高。
    • 95% CI=95% confidence interval,95% 信賴區間,用來表示估計值的不確定範圍。

    限制與保留點

    這篇研究的重點是「遺傳易感性是否與 TBI 發生相關」,不是直接測量 TBI 之後發生精神疾病或自殺的完整因果鏈。TBI 是以醫院診斷定義,較輕微、未就醫或未被記錄的頭部外傷可能被漏掉。研究對象來自丹麥,醫療制度、人口結構與外傷風險型態未必能完全外推到所有國家。PRS 也不是個人臨床診斷工具;目前更適合用於研究與族群層級的風險理解,而不是拿來判定單一病人會不會發生 TBI 或精神疾病。

    原始資料

    英文摘要原文

    Importance: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s common and occurs across all ages. Observation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s associated with a wide range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suicide. Whether these associations represent a causal effect is, however, difficult to establish, and confounding by genetic liability for mental disorder may play a substantial role.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observatio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mental disorder or suicide could be confounded by genetic liability for mental disorder.

    Design, setting, and participants: This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October 2023 to January 2025. The study population consisted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subcohort of the Lundbeck Foundation Initiative for Integrative Psychiatric Research (iPSYCH) sample, which is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Danish population born between 1981 and 2008 that has been genotyped.

    Exposures: Polygenic risk scores (PRSs) for schizophrenia, bipolar disorder, depression, and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calculated from the genotypes and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ummary statistics.

    Main outcomes and measures: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traumatic brain injury, operationalized via hospital diagnoses.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RSs for schizophrenia, bipolar disorder, depression, and ADHD, respectively, an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were examined via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yielding hazard rate ratios (HRRs)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Results: The final cohort consisted of a total of 40,274 individuals, of whom 19,802 (49.2%) were female. A total of 3341 (8.3%) of the cohort members (of whom 1464 [43.8%] were female and 1877 [56.2%] were male) experien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during follow-up. All 4 PRSs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association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PRS-schizophrenia: HRR, 1.06; 95% CI, 1.02-1.10; P=.002; PRS-bipolar disorder: HRR, 1.04; 95% CI, 1.00-1.08; P=.04; PRS-depression: HRR, 1.10; 95% CI, 1.06-1.14; P<.001; and PRS-ADHD: HRR, 1.12; 95% CI, 1.08-1.16; P<.001).

    Conclusions and relevance: The results of this cohort study suggest that confounding by genetic liability for mental disorder could explain some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nd mental disorder or suicide. Consequently, genetic liability for mental disorder should be factored into future studies of these associations to avoid overestimation of caus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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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難治型思覺失調症與 clozapine 藥物決策

    難治型思覺失調症遇到「兩種抗精神病藥都效果不好」時,臨床指引常會把 clozapine 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不過 The Lancet Psychiatry 這篇 2025 年系統性回顧與「個別病人資料統合分析」提醒我們:在 19 個隨機試驗、1,599 名病人的資料中,clozapine 對整體症狀的優勢並沒有被清楚證實;主要指標 PANSS 總分變化的平均差是 -0.64 分,95% 可信區間從 -3.97 到 2.63,反而是非常小、且不確定地偏向其他第二代抗精神病藥。

    為什麼這篇值得精神科醫師注意?

    Clozapine 在難治型思覺失調症(treatment-resistant schizophrenia)裡一直是核心藥物。它的臨床地位來自早期研究、長期經驗與多國指引;但它也有不能忽視的負擔,包括嗜睡、流口水、體重與代謝問題、便祕、癲癇風險,以及需要監測白血球與嗜中性球的安全管理。

    因此,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clozapine 有沒有用」,而是:當我們把它和其他第二代抗精神病藥(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SGA)放在同一個比較框架裡,它的症狀改善是否足夠明確,足以抵過這些監測與副作用成本?

    摘要精譯:這篇研究問了什麼?

    研究團隊指出,雖然各國指引建議難治型思覺失調症使用 clozapine,但過去以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RCT)為基礎的統合分析,並沒有穩定顯示 clozapine 明顯優於其他第二代抗精神病藥,而且原始研究之間差異很大。

    這篇研究因此採用「個別病人資料統合分析」(individual patient data meta-analysis, IPD meta-analysis)。和只拿每篇論文平均值來合併的傳統 meta-analysis 不同,IPD meta-analysis 會盡可能取得原始試驗中每位受試者的資料,再用同一套統計方法重新分析。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可以比較細緻地處理疾病時間、基線嚴重度、性別等因素,看它們是否影響療效估計。

    研究設計:樣本、比較藥物與主要結果

    研究者搜尋 Cochrane Schizophrenia Group 的試驗登錄資料庫,時間從資料庫建立到 2024 年 1 月 24 日,並納入既有 review 中的研究。符合條件的研究必須是盲法隨機對照試驗,比較 clozapine 與其他第二代抗精神病藥,受試者為難治型思覺失調症,且試驗至少持續 6 週。

    主要結果是治療 6–8 週後,整體精神症狀的變化,使用陽性與陰性症狀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總分來衡量。統計上使用貝氏隨機效應 IPD meta-regression 分析,並把病程長短、治療前症狀嚴重度與性別納入可能影響結果的因素。

    最後,研究者從 13,876 筆文獻中納入 19 個研究,共 1,599 名受試者;其中 12 個試驗提供了個別病人資料,共 1,052 人。這 1,052 人平均年齡 37.67 歲,標準差 11.24,年齡範圍 10–66 歲;女性 348 人,占 33.08%,男性 704 人,占 66.92%。

    核心數字:clozapine 沒有拉開差距

    • 主要結果:PANSS 總分從基線到 6–8 週的變化,平均差為 -0.64 分,95% 可信區間為 -3.97 到 2.63。這個估計值方向是小幅偏向其他第二代抗精神病藥,主要是 olanzapine 與 risperidone,但差異非常小且不確定。
    • 異質性:τ 值為 2.68,代表研究之間仍有未完全解釋的差異。
    • 誰比較容易改善:病程較短、治療前症狀較嚴重者,整體症狀下降幅度較大;但這些因素沒有改變 clozapine 和其他第二代抗精神病藥之間的相對療效。
    • 證據信心:研究者用 GRADE(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證據品質評估系統)評估後,將證據信心評為「非常低」。

    這不是說 clozapine 沒用,而是說「優越性」沒有被這組資料證明

    這篇論文最容易被誤讀成「clozapine 不值得用」。但更精準的讀法應該是:在目前可取得的盲法 RCT 與 IPD 資料裡,clozapine 相對於其他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的短期症狀改善優勢,沒有被清楚證實。

    這和臨床經驗並不一定衝突。難治型思覺失調症的治療目標不只 PANSS 總分,也包括自殺風險、攻擊或敵意、再住院、功能恢復、藥物持續性,以及病人與家屬能不能承受副作用與抽血監測。Clozapine 的價值可能在某些族群、某些結果指標或較長期追蹤中更明顯;只是這篇研究提醒我們,不能把「指引推薦」簡化成「每一位難治型病人都一定比其他藥更有效」。

    限制:為什麼結論要保留?

    第一,19 個研究中只有 12 個拿得到個別病人資料,仍可能有資料缺口。第二,原始試驗之間的診斷標準、難治型定義、前期治療、劑量策略與試驗中止情形不完全一致,會讓結果更難解釋。第三,主要追蹤時間是 6–8 週,對於慢性思覺失調症來說偏短,未必能充分反映長期復發、住院、功能與安全性。

    另外,這篇研究的證據信心被評為非常低,也代表它不應該被拿來推翻所有既有指引;比較合理的用途,是把臨床決策從「自動換 clozapine」拉回「個別化權衡」。

    臨床意義:把 clozapine 從神壇拉回決策桌

    對精神科臨床而言,這篇文章補上的前沿缺口,是用個別病人資料重新檢驗 clozapine 在難治型思覺失調症中的相對療效。它提醒醫師:當病人符合難治型條件時,clozapine 仍然是重要選項,但應同時討論預期效益、抽血監測、副作用、過去用藥反應、共病與病人的偏好。

    如果病人過去對 olanzapine、risperidone 或其他第二代藥物仍有部分反應,或對 clozapine 的代謝與血液監測風險特別敏感,治療策略可能需要更細緻的討論。相反地,若病情長期嚴重、反覆住院、自傷或攻擊風險高,clozapine 仍可能是值得嚴肅考慮的關鍵藥物。

    一句話說:這篇不是要否定 clozapine,而是提醒我們,難治型思覺失調症的藥物選擇不該只靠單一標籤;真正好的治療,是把證據、風險、病程與病人的生活現實放在同一張桌上。

    原始資料

    英文摘要原文

    Background: Clozapine is recommended b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people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schizophrenia. However, available meta-analyse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have not shown superior efficacy of clozapine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with heterogeneity identified between the original studies. We aimed to use individual patient data (IPD) to account for potential reasons of variability and to synthesise an adjusted estimate for the difference in efficacy between clozapine and other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for treatment-resistant schizophrenia. Methods: In th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IPD meta-analysis, we searched the Cochrane Schizophrenia Group's Study-Based Register from inception to Jan 24, 2024, and previous reviews for blinded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comparing clozapine with other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in participa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schizophrenia. Trials were eligible if they included patients with treatment-resistant schizophrenia and had a duration of at least 6 weeks. IPD were requested from trial investigators.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change in overall schizophrenia symptoms as measured b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between clozapine and other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after 6-8 weeks of treatment. The effect size measure for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mean difference with 95% credible interval (CrI). We fitted a Bayesian random-effects IPD meta-regression model that included duration of illness, baseline severity, and sex as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tors or treatment effect modifiers. Confidence in the evidence was assessed using 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GRADE). People with lived experience of mental illness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This study is registered with PROSPERO, CRD42021254986. Findings: We screened 13,876 references and included 19 studies with data for 1,599 participants; IPD were available for 12 of 19 trials (n=1,052; mean age 37.67 years [SD 11.24; range 10-66]; 348 [33.08%] women and 704 [66.92%] men). Data on ethnicity were not available. The estimated mean difference in change from baseline PANSS total score was -0.64 points (95% CrI -3.97 to 2.63; τ=2.68) in favour of other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Shorter duration of illness and higher baseline severity were prognost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 larger reduction in symptoms, but neither those factors nor sex were found to modify the relative effect between clozapine and other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The confidence in the evidence was graded as very low. Interpretation: This IPD meta-analysis found a small and uncertain advantage of other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mainly olanzapine and risperidone, and so did not provide evidence for superior efficacy of clozapine compared with other 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 in treatment-resistant schizophrenia. It is limited by unavailability of IPD for some studies, uncaptured sources of variance, and uncertainty due to premature study discontinuation. Given the side-effects of clozapine, the observed uncertainty regarding clozapine's superiority warrants prudent use and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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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憂鬱劑停藥症狀研究示意圖

    許多正在服用抗憂鬱劑的朋友,對於停藥時可能出現的症狀感到擔憂。一項發表於《美國醫學會精神病學期刊》(JAMA Psychiatry)的最新大規模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指出,約31%的停藥者會出現至少一種停藥症狀,而嚴重症狀的發生率約為2%。這項研究整合了近1.8萬名參與者的數據,為我們提供了關於抗憂鬱劑停藥症狀的寶貴實證資訊。

    為什麼這項研究如此重要?

    關於抗憂鬱劑停藥症狀的嚴重程度,社會上一直存在廣泛討論,甚至有些說法過於誇大。然而,缺乏基於嚴謹隨機對照試驗(RCTs)的全面性數據,使得患者和臨床醫師難以獲得準確的資訊。這項研究旨在填補這一知識空白,提供更客觀、藥物特異性的停藥症狀估計,以利臨床諮詢和決策。

    研究設計與方法

    這是一項針對抗憂鬱劑停藥/戒斷相關的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的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研究團隊由 Michail Kalfas 等多位學者組成,其成果發表於 JAMA Psychiatry,並於2025年7月9日線上發表,紙本版預計於2025年9月出版。詳細資訊可透過以下連結查閱:

    該研究納入了50項試驗(其中49項用於統合分析),總計有17,828名參與者。這些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44歲,其中70%為女性,涵蓋了多種疾病狀況。研究主要透過「停藥出現症狀量表」(Discontinuation Emergent Signs and Symptoms scale, DESS)及其他相關量表來評估停藥症狀。

    關鍵發現:停藥症狀的真實面貌

    這項統合分析提供了多項重要發現:

    • 整體症狀發生率: 相較於持續治療或停止服用安慰劑,停用抗憂鬱劑平均會導致約一個額外的停藥症狀。這通常低於「臨床上重要停藥症候群」的DESS量表閾值(4個或更多症狀)。
    • 最常見的症狀(安慰劑對照試驗):
      • 頭暈(Dizziness):7.5% vs 安慰劑組1.8%
      • 噁心(Nausea):4.1% vs 安慰劑組1.5%
      • 眩暈(Vertigo):2.7% vs 安慰劑組0.4%
      • 緊張(Nervousness):3.0% vs 安慰劑組0.8%

      其中,頭暈是最普遍的症狀,風險差異約為6.24%。

    • 特定藥物差異:
      • Venlafaxine(速悅/Efexor XR;另有學名藥):停藥症狀較多,約20%的停藥者出現頭暈,而安慰劑組為1.8%。
      • Vortioxetine(敏特思/Brintellix):在標準化停藥量表上顯示的額外症狀少於一個。
      • Agomelatine(煩多閃/Valdoxan):在摘要中指出沒有額外症狀。
    • 納入非安慰劑對照研究後的數據: 若將非安慰劑對照研究也納入分析,症狀發生率略有增加,例如:頭暈11.8%、噩夢(Nightmares)8.1%、緊張7.6%、噁心5.8%。
    • 與憂鬱症狀的關聯: 在這些試驗中,停藥本身並未與憂鬱症狀的惡化直接相關。後續情緒惡化,更常指示著疾病的復發(relapse)或再發(recurrence),而非單純的戒斷症狀。
    • 症狀總體發生率與嚴重性: 大約31%的參與者在停用抗憂鬱劑後報告至少一種停藥症狀,而停止服用安慰劑的比例為17%。報告嚴重症狀的比例約為2%,安慰劑組則為0.6%。

    台灣商品名註記:本文已依台灣常見/核准商品名修正,venlafaxine 以速悅/Efexor XR 為代表,vortioxetine 為敏特思/Brintellix,agomelatine 為煩多閃/Valdoxan;實際處方仍以藥袋與醫師、藥師說明為準。

    研究的限制

    儘管這項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實證數據,仍存在一些限制:

    • 許多試驗採用了突然停藥或僅一週的快速減量方案,這可能無法完全反映臨床上更緩慢的減量方式。
    • 38項試驗的追蹤期僅長達兩週,限制了對長期停藥症狀的結論。
    •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包含了針對長期抗憂鬱劑使用者進行的ANTLER試驗,該試驗結果表明,即使是長期使用後,嚴重的戒斷症狀也不常見,但症狀的發生會因藥物和個體差異而異,且透過緩慢減量(tapering)可有效緩解。

    這篇補上的精神醫學缺口

    這篇研究補上的,是抗憂鬱劑停藥討論中最需要的「可量化、可向病人說明」的部分:哪些症狀比較像停藥反應、常見程度大約多少、哪些藥物需要更小心,以及情緒再惡化時如何和疾病復發做區分。對門診來說,這不是鼓勵停藥,而是讓停藥決策從恐懼或迷思,回到有監測、有減量計畫、有風險溝通的臨床流程。

    臨床意義與給患者的建議

    這項大規模統合分析的結果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 停藥症狀是真實存在的,且具有藥物特異性。雖然在隨機對照試驗的證據中,這些症狀通常不嚴重,但仍有一部分患者可能會經歷較為嚴重的症狀。
    • 臨床醫師應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制定個別化的減量計畫(individualize tapering)
    • 醫師應主動告知患者可能出現的停藥症狀,特別是頭暈、噁心、眩暈和緊張等常見症狀。
    • 在停藥過程中,醫師需要協助患者區分停藥症狀與疾病復發,並在停藥後持續監測患者的狀況。

    重要提醒: 任何抗憂鬱劑的減量或停用,都應在專業醫師的指導與監測下進行。請勿自行調整藥物劑量或突然停藥,以免引發不適或影響疾病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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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憂鬱藥逐步減量與心理支持示意圖

    76項隨機試驗、17,379名成人:憂鬱緩解後,慢慢減藥加心理支持,預防復發效果接近繼續吃標準劑量。

    這篇《The Lancet Psychiatry》系統性回顧與網絡統合分析,回答門診常見問題:病情穩了,抗憂鬱藥怎麼停比較安全?

    摘要精譯

    抗憂鬱藥常用於中重度憂鬱與焦慮,但長期使用、過度處方與缺乏實證停藥策略,一直是臨床難題。研究者比較突然停藥、快速減量、慢速減量、低劑量維持與標準劑量維持,並看有無心理支持,主要結果是追蹤結束時是否復發。

    研究怎麼做?

    研究搜尋 PubMed、PsycINFO、Web of Science、CENTRAL、CINAHL 與試驗登錄資料庫至2025年4月6日,納入已完全或部分緩解、正在使用抗憂鬱藥的成人憂鬱或焦慮患者。快速減量定義為4週內,慢速減量為超過4週。相對風險(relative risk, RR)表示復發風險相對差異;需治療人數(number needed to treat, NNT)表示多幫一人避免復發約需治療幾人。

    研究結果

    • 共納入76項試驗、17,379人,平均追蹤45.9週;79%研究為憂鬱症,21%為焦慮症。
    • 相較突然停藥,標準劑量加心理支持最能預防復發:RR 0.40,NNT 4.3。
    • 繼續標準劑量也有效:RR 0.51,NNT 5.3。
    • 慢速減量加心理支持同樣表現穩定:RR 0.52,NNT 5.4,效果接近繼續吃藥。
    • 單純慢速減量未明顯優於突然停藥,RR 0.81;快速減量加心理支持證據也較不確定。
    • 不同策略的耐受性大致相近。

    限制

    多數證據來自憂鬱症,焦慮症能否完全套用仍需更多專門試驗;受試者以白人為主,停藥症狀、生活品質與社會功能資料不足。

    臨床意義

    這篇補上精神醫學的重要缺口:停藥不是「吃或不吃」的二分法,而是需要個人化節奏與結構化支持。對已緩解且想減藥的憂鬱症患者,慢速減量加心理支持,是比突然停藥或快速減量更穩的選擇。

    原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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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覺失調患者代謝健康照護示意圖

    73名使用 clozapine 或 olanzapine 的思覺失調光譜患者,semaglutide 26週讓 HbA1c 多降0.25%,體重多降9.2公斤,精神症狀未惡化。

    這篇《JAMA Psychiatry》隨機臨床試驗,問的是第二代抗精神病藥有效,但常帶來肥胖、血糖上升與心血管風險時,能不能早期介入代謝問題。

    摘要精譯

    使用第二代抗精神病藥,尤其 clozapine 與 olanzapine 的思覺失調光譜患者,較容易出現肥胖、糖尿病前期與第二型糖尿病。研究評估 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GLP-1 受體促效劑)semaglutide,是否能改善血糖、體重與代謝風險。

    研究怎麼做?

    丹麥3個臨床中心,雙盲、安慰劑對照、隨機試驗。納入18–65歲、近5年開始 clozapine 或 olanzapine、HbA1c 5.4%–7.4%、未用降血糖藥者。每週皮下注射 semaglutide 1 mg 或安慰劑,共26週。

    結果

    • 57人完成試驗。
    • HbA1c 比安慰劑多降0.25%。
    • 43%達低風險 HbA1c <5.4%,安慰劑為3%。
    • 體重多降9.2公斤,腰圍多降7.0公分,脂肪量多降6.1公斤。
    • 血脂、肝功能、血壓與精神症狀未見差異。
    • 腸胃副作用較常見,但多為輕微短暫。

    限制

    樣本數小、追蹤僅26週,次要結果屬探索性;研究涉及藥廠資助與利益關係,仍需更長期、更多族群資料。

    臨床意義

    這篇補上精神科代謝照護缺口:治療思覺失調不能只看幻覺妄想,也要早期處理血糖與體重。對 clozapine/olanzapine 後代謝惡化者,GLP-1 藥物可能成為精神科與新陳代謝共照的重要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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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治療抗性憂鬱症與 esketamine 鼻噴治療示意圖

    378名難治型憂鬱症成人:esketamine 單用4週,憂鬱量表比安慰劑多降5.1到6.8分。

    這篇《JAMA Psychiatry》隨機臨床試驗,問的是一個很臨床的問題:esketamine 鼻噴劑過去多是搭配口服抗憂鬱藥使用,若病人吃藥無效或副作用撐不住,能不能單獨用?

    摘要精譯

    Esketamine 鼻噴劑已核准用於治療抗性憂鬱症,但通常是和口服抗憂鬱藥合併使用。這項研究評估 esketamine 單藥是否能比安慰劑更有效降低憂鬱症狀,並觀察安全性。

    這篇研究怎麼做?

    研究在美國51個門診中心進行,納入378名成人重鬱症患者,皆符合治療抗性憂鬱症(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TRD):本次發作中至少兩種口服抗憂鬱藥效果不足。停用抗憂鬱藥至少2週後,受試者以1:1:2分配到 esketamine 56毫克、84毫克或鼻噴安慰劑,每週2次,共4週。

    研究結果

    • 主要結果看 Montgomery-Åsberg Depression Rating Scale(MADRS,憂鬱嚴重度量表)從基線到第28天的變化。
    • 基線平均 MADRS 為37.3分。
    • 第28天時,56毫克組比安慰劑多降5.1分,84毫克組多降6.8分,兩者皆達統計顯著。
    • 第一次給藥後24小時,也已看到3.4到3.8分的差異。
    • 常見副作用包括噁心24.8%、解離感24.3%、頭暈21.7%、頭痛19.0%。

    限制

    追蹤只有4週,無法回答長期維持療效與安全性;研究與藥廠關係密切,也需要真實世界資料補上不同族群、共病與臨床流程中的落差。

    臨床意義

    這篇補上TRD治療前線缺口:不是所有病人都能繼續吃口服抗憂鬱藥;esketamine 單藥可能成為另一條短期有效選項,但仍需嚴格監測副作用與濫用風險。

    原始資料

    Spravato esketamine 鼻噴劑包裝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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